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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乙:这次冒险写长篇 差点丢了半条命

2019-05-13 08:43:06185 ℃

小说家阿乙的第一份工作,是警察,然而朋友却说他有一种“亡命”气质。这种气质用在小说上,就是孤注一掷闷头写。阿乙是紧张型人格,因为焦虑而写作,因为写作而焦虑。从前专写短篇,为了副词用“曾”还是“曾经”反复推敲。写不过去的坎,就正面强攻,于是生病了。

在2014年生大病前,阿乙开始写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,写到一半去住院,本以为小说没了,没想到还是割舍不掉。等到写完,又觉得不爽,反复修改,甚至重写一遍。

小说叫做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,题目灵感来源于他看见博尔赫斯的一篇访谈录,博尔赫斯说自己要写一个短篇小说,就用这个名字,最后却没有写。这个题目阿乙觉得饱含深意,就拿来用了。小说故事源于道听途说,经验却是扎实的,类似阿乙熟悉的“乡村异闻录”——一个乡村“一霸”饮酒过度,死于睡梦中。村民土葬之,等到众人掘墓,才惊觉此人曾短暂“复活”。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,旁逸斜出,阿乙写得辛苦,“半条命都没了”。

“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,会挣脱标签”

问:在当下的中国文坛,您被誉为最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,这些年随着《鸟,看见我了》《情史失踪者》等小说集推出,北岛、格非等前辈作家推荐,以及新长篇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,也许会收获更多名声。但我想说一个细节:今年您去法国参加新书活动,谈到有一个从里昂赶来的读者对您说,您不应该再继续忙除了写作以外的工作,应该闭关写作。读者突然冒出来对您说这些,怎么看?

阿乙:我有私心,除了写作以外的其他活动,我并不上心,闭着眼睛就去了。我自私地以为这些都不重要,因为自己想清楚了一个问题——这些活动不会跟着文字流传,白驹过隙一般。

对于公众给我的标签,我也不排斥,文字本身有强大的力量,会挣脱标签。我最初的短篇作品,编辑和我商量,能不能归在“犯罪小说”门类下,我有点为难,不想进“类型文学”的框,后来我想到销量和编辑的收入挂钩,就答应了。我作品的第一个版权代理公司在国外也把我包装成了“中国的犯罪小说家”,还曾经约我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开专栏,谈中国的犯罪问题。我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,实在不了解这个领域。基本上外界赋予我任何东西,我都不会反抗,我就用文字本身说话。现在我想无论国内外的读者,都不会把我定义为一个犯罪小说家了吧。

问:那么您是否介意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化?

阿乙: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主张。当然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和雷蒙德·钱德勒这样的作家是犯罪小说领域的巅峰,但我缺乏这种才能和兴趣,我不会写玄幻小说、犯罪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,但如果有出版商为了销量而把我归到类型文学之下,我不会有异议。

我记得几年前,99读书人推出一个阿根廷作家的书《牛津谜案》,反响不错。这个作家叫吉列尔莫·马丁内斯,是一个数学教授,写的小说却有浓郁的博尔赫斯风味,但出版方出于推广需要,就把他的书包装成犯罪小说,请马丁内斯来中国,却苦于在中国找不到犯罪小说家,就把我叫去对谈。在塞万提斯学院,我私底下对马丁内斯说,我对犯罪小说的标签真不感冒,我觉得他写的也都是纯文学。马丁内斯说,是啊,我们就像是标签下的戏子。其实,对于用文字说话的作家来说,标签无法诬蔑您。

“作者需要在适当时机拂袖而去”

问:谈谈您的新长篇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。我读这个长篇经历了“涩——顺——滞——止”这样的过程,小说叙述口吻来回切换,黑暗又结实,并不好读,您写这个长篇时觉得吃力吗?

阿乙:我有强迫症,完美主义倾向。写了一点,又觉得通篇都有问题,于是从头开始看,像扫雷一样,这样的工作只适合短篇。我写一万字的短篇需要一个月,这样的焦虑时间段我可以忍受。格非说他必须进入某种情境才能写作,我也如此。我们都没有海明威的强力,站在咖啡馆里就能写作。我在家有时候为了等一首歌需要等好几个小时,不停换歌单,直到遇见有感觉的曲子,单曲循环,才能“到那个世界里去”。音乐会影响写作的节奏。

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不适合写作,会觉得每个地方都充满漏洞。写第一遍时我用一个词觉得好,第二遍看觉得应该换个同义词。我以前在“曾”和“曾经”之间纠结过很久,后来金宇澄对我说,我这样折磨自己,不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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